蘇文駿恐怕是上海灘最年輕、最特別的一個學校主管了。他是中國、奧地利混血兒，1978年出生，從小的愿望是成為一名運動員，參加奧運會。

但如今，他走在上海長寧區(qū)一個弄堂學校小小的校園里，見到孩子們，會笑著用英語打招呼，“嘿，朋友們，你們今天過得還好嗎？”他是這所弄堂學校的創(chuàng)辦人，這所學校如今在上海家喻戶曉——很多有錢人都削尖了腦袋要把孩子往里送，但很少有人知道，這所以船王包玉剛命名的學校坐落在上海一條只能通過一輛汽車的小弄堂里，弄堂口連指示路牌都沒有。

更多人心目中，這是一所“貴族學校”。“有錢人的孩子讀不好書，就多花些錢把孩子送進去，將來再出國留學。”見多識廣的出租車司機會這樣形容這所學校。有關這所學校的“江湖傳言”不斷，有人說小學學費高達每年30萬元，有人說這所學校體育課教馬術和高爾夫，還有人說只要肯出錢就能進入這所學校。

日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來到這所傳說中的“貴族學校”，對學校創(chuàng)辦人、船王包玉剛的外孫蘇文駿進行專訪。“傳說”中的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究竟是什么樣的學校能讓一些家長爭先恐后地“送錢上門”？

入學考試不過關，誰的孩子也別想“交錢進校”

實際上，這所學校今年的“報價”是——小學部學費一年13.6萬元，初中部一年17萬元，高中部一年21萬元。據(jù)蘇文駿介紹，學校確實有一部分企業(yè)家子女，但也有出生于“非企業(yè)主”家庭——有教師子女、工程師子女、普通企業(yè)員工子女，也有藝術家子女。

“不是人們想象中那樣的‘貴族學校’。”蘇文駿曾就讀的英國伊頓公學，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一段時間里是真正的“貴族學校”，貴族子女一出生就會到這所學校登記姓名，到了入學年齡，可以不經(jīng)考試直接入學。但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伊頓公學啟用了入學考試制度，無論是什么身份背景的孩子，入學的唯一途徑都是考試。

而包玉剛學校，從一開始，就不是“貴族”。所有學生入學前，都要經(jīng)過中、外教師的面談，并且由招生委員會集體討論決定錄取。據(jù)介紹，這所學校有15%的學生接受獎學金或者助學金的資助。

包玉剛學校入學考試，還要“考家長”，“不看他是不是金錢上的貴族，而是看他是不是精神上的貴族。”抽不出空參加學校家長會、聽講座的家長；因為孩子在校運動受傷而找學校麻煩的家長，以及對學習成績、分數(shù)要求很高的家長，都被認為與學校的教育理念不太吻合。

蘇文駿引以為豪的，是包玉剛實驗學校的課間10分鐘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去操場運動、去瘋，不待在教室里做題。”這與一些公辦學校的做法大相徑庭。在上海，一些公辦小學出于對學生安全的考慮，并不鼓勵孩子們在課間去操場活動，“這不能怪校長、老師，他們都知道運動對身體好，但有些家長不能接受孩子受傷。”包玉剛學校，碰上學生在體育運動中不小心受傷，家長也能理解，從沒要求“索賠”的情況。

用物質來讓孩子開心是極大的錯

“寵溺”是目前蘇文駿所見到的、中國家長最容易犯的“大錯”，“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用物質來讓孩子開心。”他常常在家長會時告誡包玉剛學校的家長們，不要給孩子買貴重的衣物、玩具，愛孩子就要給孩子充足的陪伴時間。

他看到，很多中國的有錢人，把孩子送去英美等發(fā)達國家念書，生怕孩子在國外吃苦，每月給幾千英鎊或美元的零花錢，給孩子買了別墅和跑車。為此，他深表擔憂，“越是有錢的人，越不能這樣驕縱、寵溺孩子，這對孩子的未來傷害太大”。

蘇文駿說，他在伊頓公學讀書那會兒，同學們每周大約會有50到100英鎊的零用錢，但他的父母每周卻只給他5英鎊零花，“同學約我從伊頓去倫敦玩，我連往返火車票都買不起。”因為很少把時間花在吃喝玩樂上，蘇文駿的學習成績在伊頓數(shù)一數(shù)二，他還拿到過伊頓為優(yōu)秀學生提供的全額“國王獎學金”。

至今，他的很多衣服，都是哥哥穿不下留給他的，“全家都很節(jié)儉”。

而在大學前半階段，他也一直是個沒有車的“窮學生”，他每天只能蹭游泳隊學長的車去游泳館訓練。直到他成了學長、游泳隊長，他才開口向父母要錢買車。當時，他的父母只資助了他5000英鎊，這些錢，剛好夠他買一輛三手或者四手的舊車。

創(chuàng)辦包玉剛學校之初，他就提出要讓孩子們穿校服，“不希望學生因為穿什么衣服上學而糾結，不要攀比名牌。”

值得欣喜的是，從2007年包玉剛學校在上海市三女中一棟教學樓里開辦以來，蘇文駿見到了中國家長的點滴改變。

去年夏天，他看到一個條件很好的高二學生家長，在暑假里把孩子一個人送去北京的餐館擦桌子、收餐具，在工作的兩個月中，孩子發(fā)現(xiàn)自身所在生活環(huán)境的可貴之處，回學校后，他更懂得珍惜眼前的學習機會，學習成績也一下子上去了。這是一個典型的、難得的“不跟風”“懂孩子”的中國家長，蘇文駿尤其推崇這樣的人。（王燁捷）